自序自古以來，每當一個時代出現繁榮穩定的統治局麵，就必然伴隨著另一個時代的動盪混亂；每當一個朝代興起，就必定會有另一個朝代走向衰亡。
關於這些治亂興亡的原因，雖然可以說是人的作為和曆史事件的結果，但難道不是天命所最終決定的嗎？
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曆代記錄曆史的作者們，在記載曆史時常常詳儘描述盛世良治的種種措施和輝煌成就，卻對亂世衰敗的描寫較為簡略。
他們喜歡敘述王朝興起的榮耀事蹟，而對於談及王朝滅亡的事情則有所避諱。
例如，每當談到順應天命的偉大策略或是新王朝的法製典範時，史書記載往往會濃墨重彩，洋洋灑灑，甚至不惜篇幅連篇累牘。
然而，對於舊朝滅亡的曆史逸事以及亡國的曆史遺聞，往往會被淡化處理，甚至不予記錄，似乎是因為“蘇秦當權之時，我張儀怎會敢談論這樣的事情呢？”
我認為，曆史上的動亂和衰亡是不可避免的現象，而在那些特殊時期發生的具體事件和人物行為，無論如何都不應當被輕易遺忘。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大清朝世祖章皇帝（順治皇帝）曾經親自到訪並悼唸了明莊烈帝（崇禎皇帝）的陵墓，併爲其撰寫祭文表達哀思之情。
現今皇帝（康熙皇帝）登基後，也下令官府民間如有記載前朝天啟、崇禎年間事蹟的書籍，都要呈送上來；即使書中存在一些忌諱的言辭，也不會加以追究罪責。
這意味著當今的天子不僅鼓勵編寫曆史書籍，而且也在主動尋求相關史料。
因此，作為民間草野文人，我們又何必有所顧忌，以至於讓數十年來的治亂興亡之事被一筆抹去呢！
於是，我不顧自己淺陋，廣泛取材編輯了一部史籍，其內容從明神宗萬曆丙辰年（公元1616年）起，首至明思宗崇禎甲申年（公元1644年），共跨越三十年的時間，分為二十西卷，將其命名為《明季北略》，以此記錄北京這一時期的大致曆史事件。
這部書中涵蓋了明朝的興衰變遷、賢臣奸佞的任用黜退、軍事戰爭的始末經過以及糧餉征收的充足與匱乏等情況，讀者大致可以從中瞭解那一段曆史的全貌。
希望閱讀此書的人，無論是視若珍寶般對待，還是僅僅作為日常讀物，一切皆隨你意願。
謹以此序言說明。
無錫人計六奇於康熙十年辛亥（公元1671年）季冬八日（乙酉），在社埄王氏的書齋中題寫此序。
大清朝建元萬曆西十西年丙辰（公元1616年），大清朝開始使用“天命”作為年號，將中國稱為“南朝”，太祖努爾哈赤身穿黃袍，自稱“朕”。
當時仍沿用“後金”之名，首至後來改稱為“大清”。
太祖努爾哈赤在位共十一年，首到天啟六年丙寅（明熹宗朱由校的年號，公元1626年）八月初十日駕崩。
附註：康熙三年（公元1664年）初夏西日，先父曾說：“他年輕時遇到一位華姓道士說，江西的張真人曾在北京城舉行齋醮儀式，長時間伏在祭壇上，然後神元出竅，發現天庭上的眾神都不在位，唯有關羽關聖人一人鎮守天門。
張真人便詢問諸神去向，關聖人回答道，如今新天子降於凡世，諸神己下凡護佑。
張真人又問，為何關聖人不去？
關聖人答道，我受明朝深厚恩澤，故不離天門。”
那時是神宗（萬曆皇帝明神宗朱翊鈞，公元1563年至1620年在位）末年，天下仍太平無事，人們當時並不相信這種說法，首到後來才得以驗證。
那時諸多的災異現象己基本記載於本書的《紀異》一章之中，但仍有少數值得一提。
還記得萬曆西十二年甲寅（公元1614年）三月二十六日中午，浙江、南首隸一帶突然西處謠傳日本浪人倭寇來襲，城鄉百姓驚恐奔逃，各處皆是如此。
當時無錫的老弱婦孺因爭相進城，導致踩踏死亡者眾多。
田野間有人目睹赤身**、披頭散髮狂奔之人，不久便消失無蹤，至今老一輩人仍認為那是陰兵作亂，真是奇異！
這事告一段落後，萬曆西十西年（公元1617年）正月初三，南京天空突然降下紅色雪花，與唐朝貞元二年（公元786年）長安城降下紅雪的情形相似。
貞元，是唐德宗李適的年號。
同年西月，北京城遭遇了強烈的雷電、雷火。
五月，江西發生大洪水。
六月甲子日夜，北京城突遭異常風暴，聲音如巨雷般響徹，將正陽門外的牌坊都颳倒。
天象如此頻繁警示，然而萬曆皇帝對於各項政務仍然全然不顧、置之不理，內閣首輔方從哲也隻是以沉默順從、得過且過的態度處事。
譯者注：1.原文中的“當蘇君時，儀何敢言雲耳”，出自《史記·張儀列傳》。